圭拉那魁茲是中美洲墨西哥瓦哈卡河谷一處以前陶期堆積為主的洞穴遺址。遺址面積不足80平方米，堆積厚度不過1米左右，前陶期遺跡僅七八處。然而，在項目主持人肯特·弗蘭納利教授的精心組織下，22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組成多學科研究團隊，以系統論為指導，通過精細的發掘和篩選，獲取了前陶期人工制品1775例，動物遺存500余例，植物遺存21700余例。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將這些材料有機綴合起來，并用計算機模擬的方式，觀察潮濕、干燥和平均年份隨機變化以及人口平穩與波動的情況下，平均人數為四人的小游群覓食策略的變化情況。計算機模擬發現，小游群在潮濕年份中傾向于采取較積極的覓食策略，如嘗試植物栽培實驗，而在干旱年份則比較保守；氣候突變和人口壓力并不會加快早期農業出現的過程，農業起源還受到人與植物的共生進化以及基于信息和經驗知識下的行為決策等因素影響。
1986年，《圭拉那魁茲：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覓食與早期農業》（G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Mexico，下文簡稱《圭拉那魁茲》）一經出版，立即引起了歐美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被認為是農業起源研究領域考古學理論、方法和材料完美結合的經典之作，并于2009年再版。本書在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對問題的闡釋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想必便是陳淳先生領銜的翻譯團隊將其作為《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壓軸之作的原因。圭拉那魁茲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的主持人——密歇根大學弗蘭納利教授，是美國當代杰出的考古學家。他倡導用系統論為指導重建和闡釋人類行為、觀察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農業起源、社會復雜化等相關理論探索和個案研究項目方面有突出的學術貢獻。弗蘭納利教授本科與研究生階段皆就讀于芝加哥大學，專攻動物考古，并有著較好的生態學基礎。求學期間曾受到其時就職于芝加哥大學的過程考古學領軍人物路易斯·賓福德教授的影響，研究生期間還參加了羅伯特·布雷德伍德 教 授 （Robert Braidwood）1960年在伊朗德魯蘭平原（the Deh Luran Plain）與 理 查德·麥克尼什教授（Richard MacNeish）1961—1964年在墨西哥特化坎河谷 （the Tehuacan Valley）以農業起源為主要研究課題的多學科項目。受此影響，特化坎項目在1964年行將結束時，剛博士畢業的弗蘭納利教授在特化坎河谷南部150公里外的瓦哈卡河谷開始了他的田野調查工作。經過系統的田野調查，弗蘭納利教授選擇瓦哈卡河谷東部峽谷峭壁底部的圭拉那魁茲洞穴作為發掘對象，通過研究狩獵采集轉向早期農業的過程來檢視和發展農業起源的理論假說。1966年2月21日，項目團隊開始對遺址進行試掘，并建立了初步的地層學序列。5天后，正式發掘工作啟動，并持續至當年的5月10日。發掘工作認真細致、有條不紊。為了盡可能多的提取考古材料和信息，64個1乘以1米2探方的所有土壤基質全部過篩，并對未被擾動的探方開展孢粉分析。圭拉那魁茲洞穴內的堆積共分為6個相互疊壓的層位，自上而下依次是上A層、A層、B層（可細分為B1層、B2層、B3層）、C層、D層、E層。除了A層和上A層外，其他均屬于前陶期，常規法測定的碳十四年代為公元前8900—6700年（未校正，下同）。研究者認為，前陶期圭拉那魁茲洞穴被四五人的小游群秋冬季節間斷性使用，由此形成了包括大量植物殘骸、少量動物骨骼，以及石器、木器、編織物等少量人工制品在內的考古遺存。其中，B層和C層出土的瓢葫蘆（bottle gourd，Lagenaria siceraria）的 表皮碎片、B—D層出土的屬于人工栽培西葫蘆（domesticated squash，Cucurbita pepo）的 表 皮碎片和種子，以及B層的玉米殘骸等，至今仍是研究美洲農業起源與傳播的重要材料。雖然遺址的發掘時間不足3個月，研究工作卻持續了二十余年。其中，僅覓食策略的計算機模擬研究便耗費了四五年的時間，對野生植被的統計竟然長達近十年之久。經過耐心細致的打磨，圭拉那魁茲項目團隊為學術界呈現了一部考古發掘報告的典范之作：以解決考古學理論問題為引領，選擇合適的遺址，采用精細的考古發掘技術，組織多學科研究團隊，引入科學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視角的去審視考古材料，并在此基礎上檢驗和發展考古學理論。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勢必將對中國考古學，尤其是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產生積極作用。概括而言，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圭拉那魁茲》的編寫體例為考古學界提供了如何將考古學理論有機融入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中的范例。該報告分為八編，每編各有主題，又環環相扣。第一編，介紹學術界關于農業起源過程及其理論假說，并以此為背景引出本書的研究問題：重建瓦哈卡河谷從狩獵采集到農業轉變過程中的覓食系統，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關于農業起源過程研究的普遍性的多變量模型。第二編，以瓦哈卡河谷為視角，詳細介紹圭拉那魁茲遺址的文化和環境背景。第三編，系統介紹圭拉那魁茲遺址的發掘技術、發掘過程、發掘收獲、碳十四測年結果，并對人工制品進行描述和分析。第四編，在對遺址所在區域現代自然環境進行考察的基礎上，結合發掘出土的動植物遺存和孢粉數據，復原古環境。第五編，分析遺址周圍現代野生食物資源及其季節性和年度變化情況，并根據發掘出土的食物遺存，廣泛結合民族志資料，從營養學的角度分析遺址前陶期小游群的覓食策略。第六編，在對各層位出土遺存密度分布進行描述的基礎上，采用統計學方法分析遺存組合的分布特征，重建不同月份洞穴內不同位置的功能區劃，并令人信服地指出性別分工對于遺址功能區劃的決定性影響。第七編，用計算機模擬的方式，重建氣候與人口波動對瓦哈卡河谷狩獵采集到早期農業轉變過程中覓食系統的變化。第八編，以與哲人對談這一巧妙形式，完成對圭拉那魁茲遺址食物采集向早期農業轉變過程的總結，并以系統論為指導構建多變量模型闡釋覓食策略發生變化的原因。概言之，本報告從理論假設到實踐，再用實踐檢驗和發展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描述和闡釋農業起源的多變量模型。這種撰寫方法對我國田野報告的編寫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其次，本書采用學科交叉研究方法，成功地用靜態可見的考古材料重建了動態的人類行為，這與國內考古學界強調所謂“透物見人”有異曲同工之妙。為了科學嚴謹地解釋考古材料，從中發現歷史進程發生變化的“規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過程考古學提出所謂的“中程理論”，作為溝通考古材料與人類行為的橋梁。然而，如何實踐這一構想對于當時的考古學家來說是一個挑戰。本書集結了22位分別來自考古學、地質學、生態學、動物學、植物學、營養學、計算機模擬等多個學科和研究領域的專家，采用多種技術和方法，將遺存以組合的形式進行分析，并恰當地使用民族志作為類比材料，較為合理地推導出每層活動面、火塘、儲存坑、人工制品、食物資源等組成的遺存組合所反應的人類行為及其變化過程，并且從認識論的角度闡釋從狩獵采集到早期農業這一過程及其轉變機制。這對于過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和完善有莫大的功績，也為我們今天如何最大程度地從考古遺址獲取材料和信息，并將之用于發展和完善關于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過程相關理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前面，埃內斯托·馬蒂內茲、赫納羅·路易斯和阿爾弗雷多·索薩從2毫米網篩中撿拾小的種子和嚙齒類遺骸。背后卡洛斯·佩雷斯和埃里西奧·馬蒂內茲在做同樣的工作。
第三，本書引入系統論，通過個案研究，發展出的多變量模型，較為科學地描述和闡釋了狩獵采集向早期農業轉變的過程。本書以系統論為指導思想，以農業起源這一世界性的考古學問題為導向，以圭拉那魁茲遺址為研究對象，將這一季節性的營地置入瓦哈卡河谷這一局部地域，通過考察狩獵采集向早期農業轉變過程中覓食系統的運轉變化及其內部各子系統相互作用，來檢驗和發展關于農業起源的理論假說。本書認為，瓦哈卡河谷早期社會的生計策略和覓食系統主要通過季節性和周期性調節，這兩個特點使得生計系統得以穩定延續。當覓食系統內的一個或多個因素發生變化時，系統就會發生偏離。觸發系統偏離，促使其從狩獵采集轉向早期農業的因素多種多樣，除了關注環境突變、人口壓力或密度失衡這些直接原因外，更應該思考人與植物之間的共生進化過程以及在信息和經驗性知識指導下人類的行為決策。
圭拉那魁茲洞穴的真正發掘者。從左下方順時針方向依次為：安布羅西奧·馬蒂內茲、阿爾弗雷多·索薩、赫納羅·路易斯、巴布羅·加西亞、弗利克斯·索薩、唐胡安·馬蒂內茲、埃里西奧·馬蒂內茲、安赫爾·索薩、卡洛斯·佩雷斯、埃內斯托·馬蒂內茲。一位隱去姓名的城市牛仔作為照片的比例尺。
當然，本書也并非十全十美。就項目團隊人員配置而言，幾乎堪稱完美，但似乎仍可完善。比如，從本書公布的10個碳十四數據來看，有4個被認為晚于出土層位所屬的年代而不被接受。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與研究團隊缺少年代學專家有關。根據地層學原理，晚期單位可以出土早期的遺物，但早期單位則不會出土晚期遺物。然而，實際發掘中可能存在不明原因導致層位關系擾亂且無法識別，進而出現晚期遺存混入早期單位的現象。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便提供了這樣一個例證。根據對賈湖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的加速器碳十四測年結果可知，雖然大部分材料被證明確實屬于賈湖文化時期，但有8個炭化谷物的數據卻不早于距今800年，張居中教授等將之歸結為晚期的昆蟲、動物活動等原因造成的難以識別的層位擾動（見張居中等：《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進展》，《考古》2018年第4期）。這提醒我們，慎重地選擇測年材料對于獲取能夠準確代表特定單位絕對年代數據的重要性。就研究材料的共性時而言，本書將每個層位出土的遺跡和遺物作為組合來構建圭拉那魁茲遺址的人類行為，然而如何排除這些遺存可能存在的年度甚至時代差異卻是一個難題。當然，就目前來說，這一問題仍然很難解決，只能通過盡可能地減少推測來審慎處理。就研究主題而言，本書以瓢葫蘆和西葫蘆等非主食谷物類植物的栽培活動為主要案例來探討早期農業的出現，這是否能夠為研究世界性的農業起源提供一個普遍性模型，尤其是否可以代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新大陸的玉米與舊大陸的粟、稻和麥類等糧食谷物的起源過程，仍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翻譯學術著作是一項出力不討好的工作，尤以考古學科的專業書籍為甚。這是因為考古學是關于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式的學問，研究對象包羅萬象，研究方法千差萬別，而一個人的知識積累和精力畢竟有限，能于某個或少數領域有較大的建樹已經著實不易。再加上《圭拉那魁茲》關注的區域國內學者很少涉及，這勢必增加了翻譯的難度。所幸，翻譯團隊的負責人陳淳教授深耕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與傳播，并有多部專著、譯著出版，有著廣博的知識積累、深厚的學術造詣、豐富的翻譯經驗。由他領銜的7人翻譯團隊與圭拉那魁茲項目團隊類似，都有著多學科背景的人員配置。翻譯團隊中涵蓋了考古學理論、石器分析、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文物科技分析等多個方向的學者，這是本書翻譯工作能夠真實、準確和完整地呈現原著內容和學術思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中譯本繼承了《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前幾部譯著做法，即保留英文版的頁碼、地名和人名以及重要專業術語的西文單詞用括號注明，這對讀者理解原文的意思無疑具有較大幫助。不過，盡管翻譯團隊認真譯介、責任編輯仔細校對，任何翻譯工作難免出現一些小的紕漏。比如，本書中有把“龍舌蘭”寫作“龍石蘭”等諸如此類的小瑕疵。同時，由于不同章節的翻譯人員不同，在文筆和表達方式上也略有差異。瑕不掩瑜，這些問題對讀者理解原著的學術思想基本不會產生影響。重要的是，這樣一部世界級的經典力作推出中譯本，無疑會引起國內讀者認真思考如何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將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有機地融入遺址發掘與考古材料闡釋工作中。如此，善莫大焉，也不枉翻譯團隊和古籍出版社譯介本書的初衷。